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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，辽朝以武立国，后期科举制度的兴盛使得大家崇儒尚文，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贵族趋于文弱，辽末时，辽军过于文弱，其战斗力大不如辽前期，难以抵制外来进攻。
其次，辽后期契丹族人所参加的科举考试，是与汉人同样的科目，并未另立契丹字科，使得契丹文字没有广泛的流传下来。
除了辽国之外，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，景宗李元昊始建“蕃学”，作为培养人才，选拔官吏的途径。史载：“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。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，尚无科目取士之法。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，特建蕃学，以野利仁荣主持。”
“蕃学”的学员是从“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，俟习学成效，出题试问，观其所对精通，所书端正，量授官职”，实际上“蕃学”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。
夏崇宗时期，李乾顺“命选人以资格进”，规定“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，俱加蕃汉一等，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”，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。西夏宗室李仁忠、李仁礼，因“先世之功”，又“通蕃汉文字，有才思，善歌咏”，都被进官封王。大约在崇宗时期，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。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，经科举进入仕途，任国相十余年。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，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。
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。人庆四年“秋八月策举人。立唱名法，复设童子科，于是取士日甚”。可见西夏设童子科，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。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，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“蕃学”中，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及《四言杂字》等。
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“九经”、《唐史》、《册府元龟》等典籍，供西夏人学习。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，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，并于人庆三年下令“尊孔子为文宣帝”，令各州、郡建庙祭祀。西夏至仁宗以后，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。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，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、高逸，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，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，都以进士升入官途。
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，他“端重明粹，少力学，长博通群书，工隶篆”，桓宗天庆十年三月，“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”，后被嗣齐王爵，不久，又擢大都督府主。西夏于天盛十三年正月，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，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，为皇帝草制诏、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。神宗时的权鼎雄即“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”。
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、焦景颜、杨彦敏、刘昭、王师信、梁宇、王禹玉、余良等；桓宗时的李国安、张公辅；襄宗时的梁德懿；神宗时的权鼎雄等。此外，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，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。
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，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“三月，策士，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”。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，国将亡，不受官职，后隐居贺兰山中。献宗“策士”的前一年，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，还“应经童试中选”，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。
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五月，始建学校，名为“蕃学”，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，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。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“蕃学”，置教授训导。李元昊建“蕃学”，其本意是“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”，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，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，如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四言杂字》等，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，则通过“蕃学”直接灌输，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，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展，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。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，建立学校。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，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：“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，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。昔元魏开基，周齐继统，无不尊行儒教，崇尚诗书。
盖西北之遗风，不可以立教化也。景宗以神武建号，制蕃字以为程文，立蕃学以造人士，缘时正需才，故就其所长，以收其用。今承平日久，而士不兴行，良由文教不明，汉学不重，则民乐贪顽之习，士无砥砺之心。董子所谓，不素养士，而欲求贤，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，可得乎？”夏贞观元年，崇宗“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，置教授，设弟子员三百，立养贤务以廪食之”。到仁宗时期，西夏学校制度迅展。
据史书记载，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：小学，即州县所设学校。人庆元年六月建，全国有弟子学员3ooo人。宫学，又称小学、内学，设于宫禁中。人庆元年六月初建，五年三月复建，置教授，招收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者入学，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。太学，人庆二年七月建，尊孔读经，由仁宗亲临释奠，并对学员给予赏赐，故地位较高。
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，“尊孔子为文宣帝，令州郡悉立庙祀，殿庭宏敞，并如帝制”，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。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，汉文史籍无考。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《新修太学歌》，全文共27行。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。
据考证，这是一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重建太学的赞美诗。诗中开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