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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六零三章 雍正的品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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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自古以来,中国绢本和纸本绘画题材可归纳为三大类:山水、花鸟和人物。

    独立的花卉题材早期多与佛教艺术相关,但其后(尤以十世纪为然)的花卉描写日益普遍。

    当时,花鸟这一自然写实的组合亦时可得见。

    川州锦都的黄筌便是以其「写生」花鸟画名噪一时。

    这种画风在职业或宫廷画师当中尤为常见。

    黄筌曾供职宫廷画院,其写生之作是先用工笔细线勾画轮廓,再用诸彩填施渲染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徐熙出身优渥却一生布衣,其花鸟画风亦迥然有别。

    徐氏作品有较大的诠释空间,运笔具书法神韵,后人称之为「徐熙写意」,深受文人画派推崇。

    黄筌、徐熙均追随者众,其画意风骨自宋代以降长盛不衰。

    雍正帝品味之高或许是清代帝王之最,可想而知,他对这批十五世纪花鸟纹抱月瓶亦青睐有加,他在位期间更命人烧造多款花鸟纹瓷瓶。

    就此而言,最接近十五世纪审美标准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。

    传世品中有寥寥数件小巧的雍正抱月瓶,其器型与十五世纪抱月瓶相若,前后腹亦各饰一只小鸟,其中一例为德拉梅尔旧藏,2011 年经香港苏富比拍出。

    另外尚有一款更小巧的作品(高约22 厘米),香港佳士得曾于2015 年6 月拍出一例。

    这两款小巧的抱月瓶通常瓶口外撇,且大多不带年款。

    以本品为例的第二类作品更为珍罕,它们通常高约37 厘米,配圆直颈。

    帝都故宫珍藏一例,另一例为张宗宪先生旧藏,1999 年11 月经香港佳士得拍出。

    故宫抱月瓶的年款与本拍品瓶底所见类似,而1999 年拍出瓷瓶的年款基本上已磨蚀殆尽。

    在装饰类似本品的较大雍正抱月瓶时,画瓷师基本上保留了十五世纪初及十八世纪较小作品的纹饰格局,与此同时也充份利用其较宽广的「画布」,将前后瓶腹的纹饰题材增至双鸟。

    就中国纹饰而言,人们常视梅枝上的黑白小鸟为喜鹊;但在布克菲的协助下,专家们终于确定立于本瓶梅枝上的并非喜鹊,而是鹊鸲。

    这种燕雀类小鸟,先前被划归为画眉科的成员。

    此鸟因啼声婉转而为人所喜,曾是极为常见的笼养鸟。

    至于杏树上的鸟儿,人们往往称之为中华「白头翁」,但该鸟喉部为白色,而本拍品的鸟儿却只有白色冠羽和胸羽。

    本品前后瓶腹枝上的鸟儿均殷殷对望,而杏枝梢头位于左方的鸟儿则回首顾视同伴。

    这些鸟儿的构图方式与北宋绘画一脉相承,前述徽宗的花鸟册页便是最佳证明。

    综而观之,本品的纹饰格局要比十五世纪初的版本复杂,但其画工仍无比严谨细腻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疏影横斜的虬枝与娇美的梅花对比鲜明,而叶繁枝柔的杏树也与饱满妩媚的杏花相映成趣,笔法意趣均深得丹青之妙。

    经过一番仔细的鉴赏,张天元基本上可以确认,这的确是一件雍正年代的抱月瓶。

    而且正是那件在香港佳士得被将近四千万港元拍走的东西。

    看到美妇瞅着自己,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    张天元笑了笑,已然心知肚明了。

    对方分明是知道这东西是真品,特意拿来考教自己的,如果不能把这价格压倒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,那今天他就算是白来一趟了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,他说道:“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,但如果按照拍价,未免太贵了一些,我或许买不起啊。”

    “哦?你看出来这东西的真假了?”

    美妇笑着问道。

    “这位女士说笑了,我虽然不敢擅称专家,但好歹也是个侵淫其中已久的收藏行家,自然是看懂不少东西的,雍正帝最喜欢的这种花鸟抱月瓶,我能不知道吗?”

    张天元笑道。

    “花鸟怎么就好了?”

    美妇问道。

    张天元没有回答,反而看向了李云璐。

    “答得满意,再给你打折。”

    李云璐分明就是不把钱当钱啊,又或者这东西本就是她父亲从别人那里巧取豪夺来的,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。

    张天元听到她这话,笑道:“早于六朝,「绘画已采用『花』、『鸟』」合而为一的题材。

    传世作品虽少如寥寥可数,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两位晋代花鸟画家;时至唐代,花鸟画更俨然自成一家。

    文献中大约载录了二十名唐代花鸟画家,边鸾(活跃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)便是一例,其风格或可视为黄筌画风的前身。

    在某种意义上,这些早期花鸟画家对唐代陶瓷花鸟纹饰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。

    早于新石器时代,仰韶文化陶瓷的纹饰中已出现独立的动植物描写。

    商周以至汉代,间或也有采用这类题材,但到了唐代,由于人们对自然题材兴趣渐浓,所以花鸟也渐以生动和谐的组合,出现于陶瓷乃至织绣品、錾花金属器及其他材质的纹饰题材之中。

    湘南沙城铜官窑的彩绘器物,应是最广泛采用花鸟题材的例子之一。

    该窑址1979 年出土的执壶中,以花鸟为饰者约占七成。

    这些纹饰以铁褐、铜绿或铜红各色绘成。

    颇堪玩味的是,沙城铜官窑器物的花鸟纹饰多用铁褐色细线绘成,较粗的线条则用铜绿或铜红色描画。

    这些花鸟纹在胎体所划细线的衬托下,构成了生动活泼、妙趣横生的画面。

    时至宋代,崔白等艺术家长于细笔勾勒,其作品益发生动传神,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写生技法,亦使绢本和纸本花鸟画的发展攀上了新的高峰。

    就此可证诸宣和年间收录宫廷藏画的《宣和画谱》,书中阐述花鸟画题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。

    据毕嘉珍统计,书内引述16 名画家的作品中,标题有「梅」者共54 幅。

    据分析,梅花这一题材日益流行,恰好与花鸟画的兴起不谋而合。

    显然,以花鸟为题的平面和立体作品中,不乏立于盛放梅枝的鸟儿描写,而这正是本拍品其中一面器腹的纹饰题材。

    北宋徽宗本身是一名卓越的书画家,亦是翰林画院的创办人。

    花鸟画是他心爱的艺术题材之一,他有几幅传世的花鸟画,其画工格外细腻逼真。